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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近状谈 (1923年3月16日)欲知一地方政治状况，当先知政令所自出之机关与其人物。青岛收回以后，即以旧租借地之范围为范围，划为胶澳商埠特别区域，直隶中央，国家特任大员为行政首领，其体制甚宏，而大规模之商埠督办公署乃应运而生。计其组织，督办、会办以下有辅佐机关五：参议厅、编查委员会、财政审查会、财政顾问会、移交公共工程委员会等是也。主要行政机关七：秘书、总务、政务、保安、工程等五处，财政、交涉两课是也。临时机关二：自治筹备委员会、自治讲习所是也。署外附属机关则有警察厅、港务局、码头局、港工局、水道局、电话局、林务局、工程事务所、公产事务所、测候所、农事试验场、商品陈列馆、马术所、屠兽场等十余所。胶澳市区人口不及二十五万，每年税收不足一百五十万，而行政部属机关以数十计，从政者以千计，年需行政经费三百七十余万，其将何以自存？乃不得不出于裁员改组之一途。 督办公署裁员改组酝酿多时，以外交上之关系，旧有人员尚多属王、田两系者，鸟尽弓藏，势所必至，而他方逐鹿者又大有人在，几经回旋，至今日而始告成功。计其组织，会办改称坐办。署中除秘书长、秘书仍旧设置外，分设总务、政务、工程三课。保安处改并政务课。工程事务所改属工程课。财政、交涉两课裁撤，别设财政局、交涉公署、卫生局，为附属机关。码头局与港务局并称港政局。港工局改为港工事务所。农事试验场与林务局并称农林事务所。编查委员会改为编查股，属总务课。公产事务所改并财政局。商品陈列馆属总务课。财政审查会及自治筹备委员会裁撤，由地方另行组织。水道局改为水道事务所。此外，警察厅、电话局、屠兽场、测候所等悉仍其旧。综其所裁并与缩小范围者，约可节省行政经费三分之一，不可不谓为差强人意之举。然既以裁员减政为标帜，而于财政、卫生扩充成局，交涉改课为署，而于地方得参末议之财政审查会与自治筹备委员会独裁撤之，此市民之所以有所怀疑，而有大举请愿之举。 青岛市民，外受异族侵凌，内惭政治无状。二月以来，纷扰叠起，其不满于现在之市政府，几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曾以改组裁撤市民参政机关，各节联合集会一致反对，推举代表具文请愿。其所举自治筹备会宜积极进行；财政审查会宜继续存在；青岛宜有政府委任实行负责之人，不宜遥制诸端，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而地方自治为国民自身福利所系，在官督民办形式之下，本难表见真正民治精神。裁撤财政审查会、自治筹备委员会令中，原有由地方另行改组之声明，而原有自治筹备委员会本出合法团体之推选，借此脱离政治臭味，纯粹为市民自动的组合，亦未始非彻底之改革。监督财政为地方团体对于官厅之重要任务，而在青岛为尤甚。盖青岛公产有三四千万元之多，常年收入二百万以上，公共事业之生利者以十数计，各方视为利薮而思染指者，环顾皆是。如此要务委之半官式之财政审查员，本觉危险，乘此为根本上之计划，或竟急谋自治之实现，产生正式代议机关，以制裁当局之行动，我人好自为之。督办署之改组，未始不有造于地方自治之进行。至于现在市政府之用人行政，其受病之源，可得而言者有数端焉，而用人之不当，尤为众所共见共闻者也。 从政者媚上凌下，钻营笼络，唯权利地盘是争，而于职守反漠然视之，此为年来政治界之流行病，亦为政治上之致命伤，恶习传染，速于置邮。青岛既属我国行政范围，当然不能外此，且以其为新造之邦，不著内地之凋敝，乃成大军阀、大政客、大野心家权利角逐之薮，实非热心鲁案奔走呼号之国民所及料也。 商埠督办行政首领责职綦重，以八百里外之省长遥领，已觉鞭长莫及。况在熊氏为保定股肱心腹，其所以得长山东兼任督办，留心时事者类能言之。莅东以来，忽而保定，忽而天津，忽而北京，未尝一日宁居。其所日夜忧勤、孜孜不倦者，无非为大帅策应付、筹大典、拓地盘，以报知遇。而会办刘恩源氏来去匆匆，其于青岛仅居四十八小时之久，既东西南北之未辨，复何政绩之可言？会办亦属特任职，位尊而权重，其行动足掣督办之肘。天假之缘，刘氏擢升财长，继任人选久持不决，熊氏乃为火底抽薪之计，改会办为坐办，直接受督办指挥，特任官顿成麾下吏，而督办为一尊矣。 熊氏为保定巡署参谋长，刘氏为中将汤内阁之一，均富有军阀色彩。人以类聚，其因缘拔擢者类多此中人，总务处长王鸿为历任营团长，老于军务者；政务处长王大桢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长于军需者；港政局长余晋和为陆军少将；水道局长张济元为陆军中将；卫生局长吴金声为陆军少将；成团长维靖为警察厅长；孙匪首百万为游击司令。以建设与专门之事业委之富于破坏性之军人，治安之责属之扰乱治安者之魁首，于是市政败坏，贻欧美侨民之讥评；而窃盗朋兴，予日本以保留警权之借口矣。 讥评青岛现状之公私函电屡见，不一见类，非向壁虚造。表面上所能见者已不一端，如公园花木任人摧残，沟渠污秽不堪，车夫拦截坐客，乞丐追随行人，自来水管冰裂无人修理，街市便溺无人禁止，冰雪载道无人扫除。西报评为青岛一入中国之手，即变成中国式街市，可耻亦可痛也。至于持枪械强劫之案，几于日有所闻。近以警厅长更动，益觉肆无忌惮，竟有抢劫后勒令事主供应晚餐者。市民咸以是惴惴，而日本保留警权之主张持之益力。 孙百万为胶东股匪，借谋国之庇护接济，故声势颇壮。青岛接收之际，受人煽惑，牵引党徒堂皇入市，俨然以保安之责自任。中国之所谓政敌，问人不问政，敌党之所是者必否之，所否者必是之。熊氏与田中玉不相容，自始已然，力持抚匪之议以反对田氏政策，改编股匪为游击队，授孙百万为司令，设司令部于督办署之左，为之拱卫。熊氏接收通电中“维持地面，七鬯不惊”之门面语，市民读之，至今犹为之汗颜也。 谚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洵然。日本借口接收时扰乱之情状，保留警察署及派出所九处，一再抗议，均以时机未到，不允撤销。而土匪变相之游击队坐食日久，不觉髀肉复生；十字街头，实行游击主义，乃与日警发生冲突，竟被迫移驻市外。当至沧口，几与保安队对垒；现驻坊子，则强拆电话，夤夜入人家搬取家具，拦入铁路仓库硬取煤炭，铁路警察无法制止；土匪本相完全暴露。不知当日力持收抚之议兼负地方治安之责者，将何术以善其后也？ (《申报》1923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