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青岛市党部采取“焦土抗战”策略，在破坏港口、铁路等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工厂后撤离青岛。1938年1月10日，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青岛之后，凭借军事暴力威慑，在青岛积极扶持日伪势力，建立傀儡政权；大肆掠夺资源，实施经济统制，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镇压抗日力量，强化社会控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实行严密的法西斯统治，企图把青岛变成日本全面侵华“以战养战”的兵站基地，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政治方面：傀儡政权与殖民统治体系 

沦陷之后，青岛被日本当作侵略华北的桥头堡和兵站基地。自1939年10月30日起，盘踞青岛的日本侵略军设有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陆军旅团司令部、青岛宪兵队等主要军事机构，同时还有青岛陆军特务机关、青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海军第四舰队、仁部队、晓部队、今村部队、井出部队、兵站司令部、海军航空队、陆军病院及海军学校等庞杂武装力量。除海军、陆军等军事力量之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在青岛设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青岛市治安维持会（后改称市公署、市政府）等政治机构，扶持傀儡政权，组建各类伪民间团体，以便在青岛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控制。

湖南路39号日本宪兵司令部 

为避免侵华不同派系争权夺利，日本内阁于1938年12月设立最高统治机构“兴亚院”，由日本首相兼任总裁，统一管辖中国占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事务（外交除外）。该机构在中国分设五处联络机构，其中1939年3月成立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由日本驻青海军、陆军及总领事馆三方派系的人员组成，除军事行动外，全面统辖青岛乃至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地区中枢。其内设官房、政务、经济、文化班等部门，形成严密的殖民管理体系。至1943年，日本侵华形势转变，该机构撤销并入日本青岛总领事馆，也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体系进入新阶段。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另一侵华机构。该馆初设于1922年12月10日，1937年9月随日侨撤离一度关闭。1938年1月10日日军再占青岛后，立即于太平路29号复设领事馆，并于27号附设警察署。1943年“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撤销后，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改组为“日本大东亚省青岛总领事馆”，成为实质统治青岛的“太上皇”。该领事馆由总领事与副总领事主持馆务，下设总务课、政治课、经济课、文化课、侨民课、情报课、企业课等七部门，并配置书记官、武官、参事官等专职人员。其下设警察署，虽名义上是管理日侨，实际上却频繁干涉中国民众事务。1943年，该领事馆全面接管原兴亚院职能，正式成为日本侵略者整合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的殖民机器，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

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采取“以华制华”策略，扶持构建傀儡政权。日军1938年1月10日侵占青岛后，17日即扶植成立“伪青岛治安维持会”，直隶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赵琪任会长，9名委员组成。该会内设秘书处、总务部、警察部三个部门，以“维持青岛及其附近治安”之名，行使行政机关的职能；并设有“复兴委员会”与“土地整理委员会”两大咨询机构——其表面上中日委员各半，实则由日方主导决策。1939年1月10日，“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升级为“伪青岛特别市公署”，赵琪续任市长，设日籍顾问、辅佐官各一人实质掌权。市公署下设总务、警察、社会、财政、教育、建设、卫生、海务八局，殖民行政体系趋于完备。同年6月借“大都市计划”之名，将胶县、即墨划入青岛。1940年3月伪政权并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府后，青岛仍直属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为稳定在青岛及其周边地区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在1941年3月到1942年底，一共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将青岛列为华北实施“治安强化”的主要城市，分别于1941年3月30日到4月3日、1941年7月7日到9月7日、1941年11月1日到12月25日、1942年3月30日到6月15日、1942年10月8日到12月10日进行了5次“整顿治安运动”。在这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军事上，日军由重点对付国民党转为重点对付共产党，竭力让伪军分担部分防卫任务，至少在维持地方治安和大规模“讨伐”方面充当主角，能够独立地负担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以便日军抽调兵力开辟太平洋战场。行政上，日军积极扶植傀儡政权，推行“以华治华”的反动政治策略，豢养更多汉奸走狗，更好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重点是建立和健全日伪基层保甲组织。经济上，竭力掠夺工农业产品和廉价劳工，推行“以战养战”的反动经济策略。宣传上，大树特树反动卖国组织“新民会”的群众形象，鼓吹“新民精神”，宣扬投降有功、侵华有理，推行愚民政策，在中小学生中进行作文讲评活动，对鼓吹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的论文授予“佳作”奖励。

治安强化运动标语悬挂在市礼堂  

经济方面：系统性掠夺与经济统制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确立了“以战养战”的策略，这一经济掠夺方针在青岛表现得尤为典型。其核心手段是通过控制基础设施、建立工业体系、操纵金融命脉等系统性操作，实现对占领区资源的疯狂榨取。青岛作为华北重要港口城市，首当其冲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战略据点。

为加强对青岛港的开发掠夺，日本海军、陆军和总领事馆三位一体组成“青岛港湾委员会”，并成立埠头事务所。1938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法令，强制要求“日军占领地域各海港的中国海关全部收入，以海关税务司名义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从而完全掌控了青岛海关的财税命脉。与此同时，胶济铁路被日军军事接管后，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集机车与技术人员恢复运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铁路更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煤炭、钢铁、食盐、油料等战略物资的主要通道，日本军方以港路为触角和动脉，形成覆盖水陆交通的掠夺网络。

1943年青岛特别市日本各类工业厂数统计图 

在工矿业领域，日本侵略者采取强占、强制收购、假意“合办”等手段进行大肆掠夺。青岛沦陷后，唯一民族纺织企业华新纱厂被强行以196万元低价收购，更名为“国光纺织株式会社青岛第二工厂”；利生铁工厂被以14万元夺占后更名“丰田式铁工厂”；原中国海军工厂及港湾局工场被军管，改名为“青岛工厂”；青岛四方机厂先遭日军军管，后移交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经营，中资冀鲁制针厂也同样如此。1938年至1941年青岛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其表现更多的是日资企业在青岛得到了迅速恢复和较快发展，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却遭到了日本的肆意掠夺，日本侵略者的无耻行径对青岛的民族工业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

以日资九大纱厂为代表的日本工厂复工历程就是典型案例。自第一次日占青岛时起，日本人共在青岛创办了丰田纱厂、同兴纱厂、隆兴纱厂、上海纱厂、大康纱厂、内外棉纱厂、钟渊纱厂、富士纱厂、宝来纱厂等九大纱厂。1937年底，国民政府部队撤出青岛前曾炸毁九大纱厂。1938年日军第二次占领青岛后，日商九大纱厂为恢复开工着手复建厂房，复建后的各纱厂占地面积为34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包括宿舍等非生产性设施）为50.9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其他日本工厂也迅速修复，日本商店纷纷重新开业，日商利用免税进口的“复兴”材料又创立一些新厂，而青岛原有的民族工商业却遭到日本肆意掠夺，举步维艰。九大纱厂等一系列日本工厂沿胶济铁路线一字排开，像一群吸血鬼吸食着中国经济的血液。

1939年在青日商重建纱厂 

1942年9月，日伪政权颁布《青岛特别市经济取缔暂行办法》（日语“取缔”意为管制），旨在建立“一元化经济体制”。该法令表面上是以“严禁商民暴力行为”为名，实际上是为在青岛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实施严格的统制经济，加大对青岛人民的盘剥和搜刮。1943年8月《青岛特别市经济取缔暂行办法》废止后，青岛强制实行“食粮配给”：为解决日军的食粮问题，每个青岛市民每月只配给10斤面粉，对食糖等日用品则发给一种名为“切符组合”的供应券，即按票证的编号相机确定发放的品种和数量。到9月28日，青岛地区合作联合会完成统购小麦1017吨，青岛食粮采运社统购小麦2160吨、高粱165吨，另外由苏淮地区海州（今连云港地区）统购小麦6321吨，全市共统购小麦9498吨、高粱165吨。日伪的“经济取缔”使得青岛的经济日趋萎缩，原料供应短缺，机械来源断绝，企业生产严重下降，同时青岛贸易额逐年下降，物价飞涨。1945年5月，青岛市对外贸易完全停止，商业陷于瘫痪，经济全面崩溃。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通过发行银行券、军用手票等形式，在军事暴力支持下对青岛及周边地区开展残酷的经济掠夺。军用手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等占领区用“大日本帝国政府”名义疯狂发行当地货币单位的军票，日本侵略者逼令占领地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规定票面价值与当地货币面值相等。由于军票发行时没有任何资本储备作后盾，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所以军票既不能兑换日元也不能在日本国内流通。显而易见，日本侵略者是以此作为支配占领地经济和掠夺占领地财富的一种手段。日寇投降后，此类钞票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

在经济统制与金融手段之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还通过“献金献铜”等方式，近乎赤裸裸地对民众进行直接掠夺。1942至1944年间，日伪青岛特别市在青岛推行“献金运动”，日伪政府制订了“献金”实施办法：由“新民会”负责具体事项；献金款数住户及商户各分甲、乙、丙、丁四等，住户以间数为单位分10元、6元、4元、2元四等，商户分200元以上、100元以上、30元以上、10元以上四等；由所收献金款项由新民会负责，存放于大阜银行，并登报公布；一般市民依地区联合会组织，以分会为单位，由分会长收齐转交新民会；前项所定数目为最低限度，要求各分会尽力逼迫民众输捐；并以《大新民报》为后援开展献金宣传，加紧搜刮。至1944年9月，总计“献金”达4368万元，献飞机89架。

1942年，为搜刮制造军事装备的铜，伪青岛特别市公署通令区、乡、保、甲，以所谓“献纳”等名义强迫搜刮铜器，并摊派到一般民众。1943年7月24日，“青岛特别市献铜委员会”成立，要求市署各机关和市民将所使用的铜器、铜具全部献纳。献铜委员会委员长由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姚作宾兼任，并制定《1943年度献铜计划》和《收集铜类实施要纲》，通过广播、报纸进行宣传，要求各区逐门逐户进行收集。当年第一次搜刮铜达823079斤，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姚作宾连自家的铜床都“捐献”出来。到1944年9月，日伪当局共搜刮民间铜器122万余斤，铁器无数。  

文化方面：奴化教育与思想控制 

日本侵占青岛后，加紧文化控制，规定青岛为“日华紧密结合”的特殊地区，除了在经济上掠夺、军事上统治外，在思想文化上也强行实施奴化教育，企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泯灭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和国家观念，最终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

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1939年1月，日本侵略者制定《第一次扫共灭党周间实施计划案》，该计划“目标”的第一条就是通过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消灭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民达到“思想的绝灭”。日本为实现其目标，从大街小巷到剧场戏院，凡是人们生活中所到之处都强行进行奴化宣传。

日本侵略者对青岛民众进行奴化教育 

首先是日本人掌控教育文化宣传大权，以便于强制推行奴化教育。1938年1月，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下辖社会部和警察部，伪青岛市公署成立后伪教育科升格为教育局。1939年公布的《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伪教育局设庶务科、学务科、社会教育科和督学室四个科室，社会教育科主要负责民众教育教化、体育竞赛的指导与监督，图书馆、博物馆及民众阅报的管理。局长最初由中国人担任，1940年改由日本人兼任。此外，1939年3月，日本人成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下设文化部，主管教育、文化、新闻、宗教、宣传等，进一步加深对教育宣传、推行奴化教育的掌控力度。日本海军少将柴田弥一郎同时担任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和伪青岛特别市公署顾问，他第一次到伪市公署视事时，大谈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和睦”论调，并告诫伪职人员，要对奴化教育上的“消极态度”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打击。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也在实施奴化教育方面扮演罪恶角色。青岛伪政权、伪机构举行的重要会议、活动，日本居留民团的主要人员都要参加，借此鼓吹所谓“亲日友善”。1938年，日本侵略者还在海、陆军中设立了一个直属机构“宣抚班”。他们穿着日本军服，胳膊上带着“宣抚”袖章，到处开会演讲，举办展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吹“中日亲善”，攻击中国军民抗日救国的义举，炫耀日本军队的侵略“战绩”。宣抚班还经常到学校训话，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在青岛社会中强行推行日本礼仪礼教，在学校中强行推广日语教育，强制学习日本礼节，禁止中国国学文化的传播，对坚持民族传统文化、抵制日本文化的中国民众进行人身侮辱甚至残酷迫害。

日本国防妇人会在街头宣传 

其次是对青岛新闻媒体进行严格管制，为奴化教育大造舆论。日本侵占青岛后，青岛的文化事业倒退，文学艺术活动基本停顿，中国人主办的报刊大多被迫停刊。这一时期，日伪政府严格控制报纸发行，1938年1月创刊的《青岛新民报》社长由日本人担任，每期发表内容须先经过日本人的审核同意。1942年，日伪政府干脆将《青岛新民报》与由日本人创办的《大青岛报》合并为《青岛大新民报》，大肆鼓吹“中日亲善”，极力美化日本侵略罪行，丑化中国军民英勇的抗日活动，利用舆论工具强行推行日本文化。

1940年1月《青岛新民报》关于“汪伪青岛会谈”的报道 

最后是禁演民族抗战爱国影片，强行放映日本影片。1938年青岛沦陷后，市内影院剧院多数停映或停演，为数不多的电影院上映的也全部是日伪影片。但即便如此也压制不住青岛民众内心的爱国之情，不仅成年人如此，儿童亦如是。胶东《群众报》1941年12月28日以《青岛儿童爱国热》为题报道中国学生对日本奴化教育的反抗：“最近日寇在本市召集全市儿童看日本电影。放映的是中日海战的片子。当演到日本进攻时全体儿童都表示不高兴，而演到中国军队反攻时马上全场掌声雷动。日寇恼怒至极，竟至开枪制止。由此可见，敌占区同胞的民族意识连稚幼儿童也非常强烈，无不盼望着中国的胜利，可知中华民族是决不会被敌人灭亡的。” 

军事方面：暴行镇压与劳工掠夺 

日军以青岛为军事基地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残酷镇压抗日活动，推行“三光”政策，实施狂轰滥炸，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制造了大量屠杀惨案，所犯罪行罄竹难书，给青岛及周边地区人民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

1941年3月至1942年底，青岛日伪政权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剿灭胶东抗日游击队、“确立占领区的治安”。这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相配合，1940年1月29日，日军第十二军的第二十一、三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接到“平定”山东半岛的作战命令；2月7日，先头部队即向青岛大沽河对岸出击。然而日伪军在军需运输和扫荡中，却被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伏击，甚至不得不下令在道路两边禁种高粱、谷子等高杆作物。1941年11月至1942年4月，日伪军更是强迫市郊农民在其占领区与抗日根据地交界处构筑防御壕，美其名曰“惠民壕”，实际上却是“毁民壕”。

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还在青岛地区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如1938年6月的“毛子埠惨案”、1941年4月的“杨家村惨案”、1941年5月的“丁家村惨案”、1941年冬的“西洼子惨案”、1943年冬的“钟楼埠惨案”、1945年5月的“泊里惨案”等等，这些惨无人道的暴行深刻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本质。

1938年青岛治安维持会布告道路两侧不准种庄稼 

依托于“治安强化运动”“扫荡”等军事暴行，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撑其长期侵略企图，在青岛及周边地区也进行人口掠夺。甚至为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掠夺，日本侵略者在青岛专门成立了残害中国劳工的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日本侵略者将强掳来的中国人强行押往日本或满蒙地区充当工矿苦役、细菌试验品、或是满足其各种军事需要，青岛的劳工协会集中点即成为关押被捕劳工的场所。被囚禁的劳工境遇极其悲惨，甚至被强制抽血以供日本伤病员使用，许多劳工被折磨致死。

在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尚且需要依靠欺骗加之廉价收买的手段，诱使大量破产农民沦为苦役。而进入抗战中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本国的人力财力资源日渐枯竭，其对中国劳工的掠夺行径也愈发残酷和猖獗。除了继续在农村强行征集抓壮丁之外，日军更频繁地借“扫荡”和“治安强化”之名，大肆搜捕无辜的平民百姓。

从青岛被强掳至日本的劳工名单 

1942年，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案，明确提出要从华北掠夺劳工到日本从事劳役。作为实施该计划的基地，日方在青岛、塘沽、济南、石家庄等地设置了专门关押劳工的集中营，称之为“劳工训练所”。青岛作为劳工输出的主要口岸，青岛日伪政权在铁山路85号和汇泉体育场设立两个劳工训练所（分别称第一劳工训练所和第二劳工训练所），这两个场所专门用于关押从华北各地抓捕来的无辜平民和战俘。劳工训练所内的卫生环境与生活待遇都极为恶劣，造成大量劳工生病与死亡。

当时的华北地区，尤其是山东省，是日本掠夺劳工的主要来源地。被掳掠来的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正是经由青岛这个海上通道被输出转运。据档案记载，仅1938年，经青岛输往满洲的劳工就有33976人；1939年度激增至119161人，1940年度则达到145236人。1941年，日伪政权在北平成立“华北劳工协会”作为统管机构，并在1944年前后于青岛设立其办事处以及“华工赴日事务所”“特别市劳务委员会”等下属机构。此后，劳工输出规模更呈逐年剧增态势。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日本侵略者甚至仍制定庞大计划，意图向满洲、蒙疆、华中、以及日本本土等方向总计输出多达60万劳工。被掳掠来的中国劳工大多从事井下采矿等极其脏苦重险的劳动，无数中国劳工因此丧身于异国他乡。

作 者：李建龙   审 核：周兆利